李现科：“中国神学”之管见 ——兼读谢扶雅先生的《宗教哲学》

神学，它是一门学问。所谓“中国神学”，是指有中国特色（主要指文化方面）的神学，即基督教信仰与教义和中国文化相碰撞，相融合而产生的一种有别于西方的神学；是指从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运用中国传统思维模式所进行的一种神学思考；是指从中国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一种根植于中国社会、历史、人文的神学理论，这种神学理论将反过来指导中国教会及中国信徒现实的信仰生活与生活道路。（汪维藩语）

首先，既然“中国神学”，就先要知道中国文化，中国文化是中国神学的载体，以中国文化来阐释福音，以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所进行的一种神学思考，当然与西方神学思考的模式大不相同，如西方的“以知证信”。中国则是“以行体信”就是一例。所以我们当重视中国文化的特点；中国文化意义上的学问，它应当含有道德性、宗教性的涵养在内，才有助于立身处事，事实上也正是如此；这门学问它具有极大的涵容性；将天地、宇宙、自然、生态、社会，人的德行等等，“纳入了一个生生不已的复合互化过程”，“就各家各派的典籍科别而言，跨学科、多学科和泛学、甚至无学科，是中国文化史上司空见惯的现象”（汪维藩语），像中国传统学问这种大人文状况，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可说是绝无仅有；同时中国大人文学问的另一特征是其践履性，注重学者的主体人格、修养和社会理想追求。所以神学绝不仅是一种知识而已。这一点也可说明中国神学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了。

其次，神学绝不是就事论事，也不是闭门造车，在注重生活实践的同时，从中国现实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一种根植于中国社会历史、人生的神学理论，这种提炼出来的理论，现在的中国教会尤为缺乏；同时神学当在这个时代求知上帝与人如何相互感应，知历史在上帝手中的变化规律，且提出独到之见解，以指导今日之教会，为天地、为生民培植良知，顺应天命，继承先知使徒传统为社会安定繁荣有所贡献，这也符合中国文化的传统，又有它极大的现实意义。

作为一个“中国神学”的研究者来说，自然有相当高的要求的，包括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感、对教会、福音的使命感，诸般的知识和学问，丰富的灵性，优良的品德等等，用汪老师的话说：“中国神学”是由中国文化培养成长，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及对民族与祖国、对社会与教会怀有深沉责任感的基督徒，胸怀有关民族、教会、信徒人生的种种问题，跪倒并俯伏在上帝的祭坛与宝座之前，聆听上帝的声音，等候上帝所赐予的远像，并向自己的民族、人民、教会、信徒发出安慰、鼓励、指责、引导的信息。

同时，从事“中国神学”研究的人，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学者，他必须具备真诚的信仰，深湛的灵性，中国文化的功底，中国人的道德人格修养，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深刻了解，对祖国与民族之兴衰的无限深情等等。

不过笔者在此想到的虽然“……在教职人员中，特别是在高层次的宗教领袖中，建设适应现代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的神学理论体系工作还任重道远，现在不过是刚刚起步阶段，从内部推动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可能一蹴而就，毕其功于一役，需要一大批既精通经典教义又具备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既有虔笃信仰又通时事政治和法律的全才。这样的人才，目前在各宗教中都是凤毛麟角，尚未形成队伍。如何培养宗教界的人才问题，在今日格外突出。换句话说，宗教人才的匮乏是当今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最突出的不相适应……”（汪维藩语）。但是，目前的教职人员也有诸多的压力，教会恢复的时间短，各方面的重建工作，传道人多忙于教务或事务。自己本身的素质甚差，且大都缺乏对神学研究的重视，毕竟这是要忍受孤独和寂寞的事。但是中国神学的建设，愿人人争当参与者。

历史的规律似乎是这样：世纪之交时总会有大的变革，当然变革当有思想为先导，所以现今是一个思想活跃的时代，要建立一正确的思想作为指导，更是我辈之紧迫的任务；况且我们不仅是跨世纪，也是跨入的新一个一千年，既然上帝把我们生在这个特殊而有意义的时代，自然有祂给我们的托付。作为个人，我们不敢奢求有多大的作为，但在这方面作些必要而有益的思考，乃是应尽之本份。

另一方面，中国的教会，由于它的历史短，又加之文革的冲击，它只能算一个初生的婴孩，要来承担这历史的重任，这承前启后的历史责任不容推托，看起来似乎有些矛盾，但婴孩没有沉重的包袱，可塑性很强，现在又有了一定的基础，在政界、学界的促进下，若发挥谦卑的优势，也必能成大器。

可是，这毕竟要有艰苦的付出的，因为有力的思想，必须要来自于生活的实际体验，善于实行、思考、总结、升华，才能有所作为。并且对他人的成果亦要善于学习，思想要有所得，没有见多识广是不行的。神学思想家谢扶雅先生《宗教哲学》的成功，就是例证。

学贯中西，是中国基督教学术思想界的代表人物，其著作甚丰，曾读过多本他关于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对话的文章，颇感兴趣，对先生尤为佩服。读他的《宗教哲学》之介绍，更为大开眼界：一门宗教也好，一种思想也好，要真正让人们接受，要传承下去，要有较强的生命力，就事论事，当然是不行的，那样就会被历史遗忘，只有对事物加以分析、总结、提炼出规律性的，有指导性的东西出来，才能经久不衰，这正是先生写《宗教哲学》的巨大成果。对于宗教来说，其目的，就是通过这些来阐明宗教的价值意义，这是我辈当学习、继承的精髓。

此外，作为大家的谢先生，更重要的是他敢于用一种新的方法对问题的思考，敢于打破传统，正如书中所说，先生所作的界定和辨析，从今天的学术发展眼光来看虽不无可商榷之处，但就宗教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我国的建立而言，这种界定和辨析工作无疑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同样他的观点虽不可视为定论而予以完全赞同，但大体而言，其分析论证还是不无道理的，其中亦不乏发人深省之处，值得学术界重视。我想他使用的方法，论证的方式，都值得我们借鉴。因为新的时代，就要有新的回应和作为，信仰亦要不断完善，新时代的传道人，将拿什么新的时代的信息供应给新时代的信众。

二十多年前还在校园一点感悟，对中国教会的神学思想建设，特别在今天积极推动基督教中国化的进程中，从谢扶雅先生的《宗教哲学》中方能得到诸多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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